新“国九条”明确提出，要出台程序化交易监管规定，加强对高频量化交易监管。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7月10日就程序化交易监管进展情况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以来，证券市场程序化交易总体稳中有降，交易行为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截至6月末，全市场高频交易账户1600余个，年内下降超过20%，触及异常交易监控标准的行为在过去3个月下降近6成。证监会将加快推出更多务实举措，进一步强化对程序化交易监管的适应性和针对性，降低程序化交易的消极影响，切实维护市场交易公平。
鹏扬基金量化投资部副总经理、鹏扬元合量化大盘优选基金经理马超表示，触及异常交易监控标准的行为“在过去3个月下降近6成”的变化，充分说明今年以来对于高频程序化交易的监管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涉及“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频繁拉抬打压、短时间大额成交”等这些对市场形成恶劣影响的高频程序化交易正在主动、被动地关停，监管细则将陆续出台，且强调内资外资在统一的标准下交易，这对于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超认为，此次针对高频程序化交易的监管推进对私募基金和高频自营机构的影响更大。“公募基金的风控合规是资管机构中最为严格的，在一个指令发出前，需要通过成百上千条的风控条目，且无法日内反向交易，大多数高频程序化交易的场景在公募基金并不存在。”
从立法上看，2019年新修订的《证券法》第四十五条对量化交易作出专门规定，明确“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者下达交易指令进行程序化交易的，应当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不得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常交易秩序”，在法律层面承认了量化交易这一交易方式的存在，同时提出监管要求。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从国际经验看，美国、欧盟、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对量化交易，尤其高频量化交易发布了相关规则和监管指南加以管束，但从未禁止，量化交易在欧洲和美国市场的交易占比达到五成左右，已经成为欧美市场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趋势看，量化交易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资本市场发展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代表了一种先进的交易方式。
据马超介绍，目前公募基金使用程序化交易主要是采购专业的算法交易系统降低冲击成本和对市场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量化投资，业内主动权益基金经理也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算法交易降低冲击成本和对市场的影响。
马超认为，“降频”是行业的大势所趋，尤其是增加高频交易成本的举措将从根本上促进整个市场的交易降频。这对于公募基金量化投资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一方面公募量化的交易频率远低于量化私募，且更加关注基本面，所以在中低频领域或许有更多的积累甚至优势；另一方面在全面降频的大背景下，高频量化团队或转向中低频，会造成中低频领域的超额收益获取更具挑战，所以无论是公募量化还是私募量化，今后都更加考验团队低频领域的研究能力，特别是基于公司基本面的研究能力。
鹏扬基金成立于2016年7月6日，是全国首家“私转公”基金公司，由多位拥有20年左右经验的老将领航。截至2024年6月末，在优良业绩带动下，鹏扬基金管理资产总规模1588亿元，成立7年多时间累计投资收益超过200亿元，分红超8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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